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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歌说：“《映山红》。”他转头望向我，昏暗的光里，我看得见他黑眸子里的碎光，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知是谁给我的自信，我无比笃定地告诉他：“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我也想哭。”

凌歌一动不动望着我，我知道自己说对了。他递给我一个耳机，我们坐在火车卧铺上，呼吸混浊的空气，认真将一首《映山红》听了一遍一遍。

对面的人在打消消乐，上面的人在用方言打电话，下铺的小女孩饿了想吃牛肉干，窗外的黑暗在律动，闪动一格又一格灰白电线杆，这是地球上的中国，一辆列车从南至北快速滑过，我们是十五亿人中微不足道的两个。

凌歌压低声音说话时，有种沙哑的质感，就像羽毛挠过干裂的嘴唇，他告诉我：“对于男人来说，干革命是最浪漫的事，惊心动魄，愤慨激昂，我欣赏切格瓦拉的古巴革命、俄国的彼得格勒起义，甚至是推翻幕府的明治维新。

但是提起中国的革命，我最先的反应，是想哭。”

他说到这里就停了，但是余韵在震荡，深深震撼我的心，我们生活在生活的表层，吃、喝、工作、娱乐、学习、勾心斗角、焦头烂额，但总有永恒的东西，比如人之长情，比如故乡和血脉，比如血是什么样的红，在这片最苦难的山河里曾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如血一样的红。

我不能深想，因为我承受不住，我只能避重就轻，说一些庸常的好话：“这首歌是不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作词精练，民族性很强，足以流传千百年。”

凌歌说：“我在研究院工作的几年里，偶尔会听这首歌，还有其他的所谓‘革命金曲’，完全是出于美学上的欣赏，在我心目中它们胜在情感，就像莫扎特胜在造境，帕瓦罗蒂胜在技巧，他们都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没有高下之分。

我逐渐发现周围人对我听革命金曲的反应，很暧昧，很微妙。后来我了解到如今年轻人对这些歌曲的普遍看法是土、俗、过时，听这些歌的人如果不是老人，那就是刻意在作秀，为了向老一辈领导展示自己的政治素养。”

深蓝色的暗光之中，凌歌的视线与我无声交汇，我的手心冒出了潮汗，我明白这是第一次他对我敞开心扉，他的生活、他的病，真相就在狭窄的缝隙后。

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的想法：“有人排挤你？”

他说没有，然后又说：“被排挤的人不是我。其实上到治国，下到打麻将，有人的地方就有党争，拉帮结派、互相倾轧。道理我都明白，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你记得黄昆吗？”

“记得。”

“我羡慕他。钱学森，邓稼先，王大珩，我羡慕他们那群人的时代。”

“共产主义初期？”

“不是，只是单纯指文化环境，那是一个信仰高度凝集的年代。或许共产主义得到了最大体现。”

我没想到凌歌也隐藏着愤世嫉俗的一面：“你觉得现在不好？”

许久以后他说：“什么是好？苏联解体后，全世界绝无先例，没有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走错路后的复盘。

这样艰难，出现什么样的失败都不奇怪。

当下的社会，房产业过热，娱乐业畸形发展，青年承担巨大的压力，不论是否走上歧途，承担后果的永远是人民。”

“凌歌，你在学术圈内，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吗？”

凌歌似是觉得不可思议：“你认为学术圈是象牙塔吗？生产力的发展快过人民的精神境界提升，消费主义占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