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阅读61（1 / 2）

间，厂里的员工有过不止一次群体性抗议活动，我记得姜明当时非常不冷静，他指着杨主任骂：你们怎么敢这样侵吞国有财产？然后他被警察打了。

那一次的冲动仿佛耗尽了他身体里全部的能量，后来他很少再那样大声讲话了。而我Facebook上的朋友们仍然可以在他们的余生中再发一百次，一千次的How dare you。我没办法不羡慕他们。

至于我，我则是什么都说不出口。我妈妈总是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在我小时候，其实贴大字报的人已经很少了，革命什么的都是靠激情，慢慢的，大家重新相信既然社会是这样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它就敢，你能怎么办呢？

我当然不能怎么办。我从三十年前那个夏天就不再挣扎了，我只想躺在生命的旅馆里，等到退房的那天。姜明是我等死的生活中的一个意外，那时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可能是激素分泌失调，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他的身体，如果不被他抱住，我宁愿去死。有人说这是肌肤饥渴症，但在姜明死后，我再也没有犯过这个病。

多可怕，我已经可以打下这四个字了，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是多么卑劣的人了吧。我在电脑屏幕上把姜明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本可以不承认，我可以假装他只是和我分手了，他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现在快活的生活在天津的某个角落，他会娶一个笑口常开的姑娘，生孩子，然后在周末开车去塘沽钓鱼。但我还是把真相讲了出来，即使在虚构的世界里，我也没有给他安排一个美满的结局。我掌握着想象力，却不去救他。姜亮说的没错，我从来不曾拉他一把。

我真希望他能来揍我一顿，我们是臭老九，他们是工人阶级。本来也该他来教育我，但我们在一起时，总是我在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发表观点。起初如何，今日亦然，我就是欺负他不能再讲话了。

斯皮瓦克问，can the subaltern speak？我的答案是they can，but they won't。

姜明过去是挺话唠的一个人，他能一个人分饰捧和逗，和邻居养的狗都能聊三分钟不带停，连做爱时都停不住嘴。只是在机车厂倒闭后，他的话才日渐变少。在机车厂时，他们一天忙忙碌碌干活，手不停，嘴也不停，仿佛是一种惯性，使他回家后还能兴致勃勃讲述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也愿意对着新闻联播作出评论（比如他每次见到阿拉法特都要猜一猜他的头巾怎么戴上去的），后来到了外企，每天在餐桌上就变成了我问什么，他答什么，我问他你在厂里也这样沉默吗？他说，我们哪有时间聊闲天。幸好当时我们有了双休，他一般会在周六晚上缓过来，周日我们会聊一整天，东拉西扯，他能用天津方言去复述一些非常学术的概念，并且毫不羞涩。我那时订《读书》杂志，有几次我们做爱之后，他把杂志随便从床头捡起来胡乱翻看，我问他你在看什么？他就用低降调的读音去念：“介个丑象的语言核心知识似先天就有的……”他总是念的理直气壮。

然后到了周一晚上，他就又不说话了。

于是我为他补上了无数的心理活动，我甚至为他放弃了我钟爱的有限视角叙事——我要让人知道他的痛苦，哪怕这些痛苦的声音是我编的，否则我会仇富到发疯的地步，姜明的死横亘在我和文明世界之间，我生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心里却藏着血仇。

在书写的过程中，有一两晚，我真切地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姜明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想让自己对别人更有用，付出让他快乐，他讨厌要报酬。于是，再一次的，我恬不知耻地接受了他给我的声音，给我的语言，借助姜明的馈赠，我从那个精致但是霸权的精英语言世界短暂地逃逸，他唤醒了我的母语：那是一种诙谐的，粗俗的，现在却越来越被劫掠成商品的语言。

上周，当我写到倒数第二章 时，我发现自己随着姜明的沉默，再次被从这个快乐的语言桃源放逐。于是我又开始在冰冷的荒原上撒谎（修辞也是一种谎言），我假装自己一点也不明白姜明为什么去死。我甚至暗示，他的死亡和爱情有关。成为他的伤口，只有如此，我才能触摸到他的痛苦。

但我不确定。这世界上能杀人的东西太多，比如孤独，比如乡愁，这也是我独自生活在布鲁克林后才明白的。总有人死于不能扎根，总有些强力一定要把人从土里拔出来。整个九十年代，铁幕的这边，数不清的生命从此落空，浪费，他们什么错误都没犯，只是历史不再属于这些人。那时到处都能听到旧世界分崩离析的声音，破碎的心落在地上，就是瓦砾砖石。

我从没见过姜明的尸体。六楼并不高，只刚好足够他一劳永逸地背向这个贬抑他的社会，（我或许应该谢谢当初执意和他换房的那个人）。可我怯懦到极点，在1997年的春节遁入了谵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我们仅仅是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