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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不说我了，继续说这个刘占峰，”翁铃子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看他3月份创立新培英的资本只有10万？现在开一间公司这么点钱就够了吗？结个婚可比这贵多了。”

检察官聂韬成解释了法律问题：“新《公司法》实施之后，取消了多条公司注册门槛的规定，原来注册一间股份有限公司最少要500万，现在没有这一条了。你只有1块钱也能开公司。”

“但是他打算用10万块运营一间学校？这不现实吧？”

“实际资金到底有多少，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注册资金只是写在明面上的罢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刘占峰的其他公司经营情况也并不好。”翁铃子指着中间的一份文件说：“聂哥你看，这是去年他的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前面几行，没有一栏是正数，都是负数，那就是说，他的公司是在亏损的，对吧？他的那间通信公司利润也非常薄。”

聂韬成刚刚没有注意到财务报表：“我看看。”

翁铃子把报表递给他：“他要开一间新公司，肯定是手里有多余的钱才能开吧？但是他现有的公司根本赚不到钱啊，更别说新建培英。”

周拂晓说：“公司亏钱，不代表他自己没有钱，我以前那个厂的老板拖欠员工工资，自己还能开宝马呢。”

翁铃子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一来就能解释得通他为什么要卖课、搞问题学校敛财了。找一家现成的学校，场地、课程设计、运营模式都是成熟的，成本不需要太高，直接就可以收取家长高昂的学费，赚了钱还可以拿来弥补其他公司亏损的账目。”

聂韬成把财务报表看完了，总结道：“我们现在梳理一下掌握的情况：第一，刘占峰和郭庆利、王家没有关系，他只是送过他的孩子去培英；第二，他很认可培英的教育方式；第三，刘占峰本人是个失败的商人，名下企业大多亏损；第四，他没有教育行业经历，今年突然转行，但本人热衷教育，亲自授课，课程内容也是自己设计过的。第五，他有敛财嫌疑。”

周拂晓嗤笑：“你们没看到，那天那个小厅里坐了多少家长，起码有上百号。那还只是一期宣讲课，他们说，这种课已经开了好几期了。”

“而且他自己就是家长，他更明白家长的心理和弱点。”翁铃子说。

聂韬成的担忧很具体：“但我们很难拿他怎么办。目前在明面上，他没有违法的操作——他开了一家手续算是齐全的公司，讲点课，卖点课，也没有强买强卖，最多从道德上谴责一下。”

周拂晓做了个深呼吸：“这就是他这么猖狂的原因。他知道很难追究他的责任，包括所有家长都知道，没人会追究他们。”

这也是聂韬成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痛惜：“相比于直接的加害者学校，和直接的受害者学生，家长在整个环节里是相对隐形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

“这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很难……”

“从现在开始，要去追究他们的责任，要把他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痛苦讨回来。哪怕只是很小的惩罚和代价，也要让他们偿还。否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变成刘占峰，从送孩子去学校，到自己身体力行虐待孩子，再到宣扬和发展问题学校。”

这涉及到的问题是一只巨大的、逐渐脱离地面的大象。所有人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没有人敢去碰它。它本身就像一个禁忌，一个只可意会的名字，一个古老而腐朽的迷信传说。

连聂韬成都把握不好适不适合去触碰：“你确定吗？”

周拂晓知道他在忧虑什么：“我不想陷入一个怪圈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聂韬成耐心地听他解释：“嗯哼？”

“郭庆利、王亚存、刘占峰……他们这些人我其实不在乎。他们也不值得在乎。他们就像是……像是走在马路上可以看到的疯疯癫癫的衣着怪异的流浪汉，有的会恶心你，给你找点小麻烦或者攻击你，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