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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祝福》中谈到谁杀死了祥林嫂、谁又能救她的问题。文中最有可能救祥林嫂的是“我”，“我”是一个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对祥林嫂的经历满怀同情与不安，是小说中唯一一个不那么麻木的人。】

【但是，在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有无的时候，我仍然是“说不清”，只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祥林嫂的询问并非出自偶然，是绝境中人对命运的最后一丝微弱反抗，若有灵魂与地狱，她便会被锯成两半；若无灵魂，她则可以免于死后惩罚，但却又见不到儿子阿毛。此时的祥林嫂其实处于深深地纠结与恐惧里，那么她向我问询，其实便是在向我……】

“求救。”

李清照眉目忧虑地吐出和楚棠相同的字句，只是……她设身处地的思考一番，也觉得有些踌躇：“祥林嫂到底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无呢？”

她想干脆告诉对方所谓寡妇不许改嫁是无稽之谈，鬼神是虚无缥缈之事，但若祥林嫂当真期盼与其子团聚，那岂非亦是悔她希望？

【“我”的心理活动其实很好品，在面对问询时，“我”最开始想的是，“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这是一个难得为祥林嫂考虑的人。】

【但这个人却经不住祥林嫂的进一步询问，在她接着追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时，“我”的反应却是“吞吞吐吐”“支梧”“胆怯”“匆匆的逃回”，“我”祥林嫂，但对她的困境无能为力。

对民众提出的生死、灵魂等精神性、超越性的问题，“我”是缺乏关切与思考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民众实质性问题时的窘迫与捉襟见肘。“我”的形象，照见了知识人灵魂深处的浅陋与荒芜。

大家显然发现了一点，启蒙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是有距离的，被启蒙的民众其实是无助的。】

北宋。

欧阳修心里有些感触：“为学一途，兼善天下。吾辈学人当与民同乐，亦当与民同忧，民有困而难解，其与民终隔一层。”

亭林。

顾炎武若有所思：“我常道学问当经世致用，鲁迅书中之‘我’一见实事则仓皇无措，虽有救民之心，而经世致用却已成为空谈。”

他没来由生出些许惊醒，自己所谈的经世致用，若无法解决百信实际问难，无法正真真正于时有补，那岂不是与那帮道学家之空谈心性沦为一途？！

这么想着，顾炎武觉得后背顿生凉意。

【这样的悖反在鲁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药》中，革命者夏瑜为民众牺牲，民众却并不理解他的行为，反而将她的血当作所谓救命的药；《阿Q正传》中，阿Q则认为革命只是抢了地主老爷的东西，自己做地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北宋。

王安石闻言到时心有戚戚，处在变革的中心，他偶尔也会有世莫知我的无奈。但是，难道因为变革不被民众理解便要放弃了吗？显然不能。他微不可察的一叹。

唐朝。

柳宗元轻轻拧眉：“虽然楚姑娘强调勿将书中之‘我’与鲁迅本人混为一谈，然究其深意，所谓‘知识分子’，未尝不有鲁迅本人之反思。”

刘禹锡懂得好友的意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鲁迅的锋芒不仅向着庸众，也向着自己。”

他们多少也是看明白了，鲁迅其人，不仅骂别人狠，骂起自己亦是毫不留情。

“只是……”柳宗元不解，“到底是何使得鲁迅如此痛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