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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北京，比起土木堡之变之后的一片混乱，其实已然好上了不少。可是面对也先南下，稍不留神便有亡国灭家的压力，同样不通军事的朱祁钰，在此时展现出了他惊人的魄力。

什么魄力？清代袁枚曾经就这一点，联想两宋之际靖康之耻而感叹道：

“吾读《宋史》而叹明之不亡，非谦贤，实景泰之贤也。宋南渡时，有相如李纲，将如宗、岳而不能用，终于二圣不归。景泰用一于谦，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复安。”

于谦在景泰升任他为兵部尚书之前，难道一开始就是力挽天倾的社稷之臣吗？

从文官的角度来看，他不过是一个兵部侍郎，上头顶着明朝素有“天官”之称的吏部尚书王文，永乐时期便被留给仁宗当做辅政之臣、更是宣宗托孤重臣的礼部尚书大宗伯胡瀅……各个都是拎出来响当当的人物。

从武官的角度来看，就更难以服众。就算他在兵部任职，可本质上不依旧是一个文官吗？他怎么能以文驭武指挥军队呢？这不是僭越吗？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祁钰选择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于谦最大的信任：他让于谦一个文官“以大司马即为总督”，统帅京营，有关京师守备的事情，“有请即奏，不必复奏”。

有人以为于谦的权利过重，上谏景泰，却得到了他“于谦总督，即将权也”的回复。乃至于被时人认为“专任如此”“安危视所任”“成败以谋”。

某种意义上，这也算得上是孤掷一注般的赌/博吧，可是事实证明了景泰的眼光，证明了他有说出这样一句话的底气。

“死则君臣同死”】

“天子守国门，岂有轻易退缩的道理在。”

朱棣继续跟着自己的想法说着。

这对父子都是能征善战的统帅，自然能从天幕的字里行间品味出它对军事的生疏，接近照本宣科的念书。

而既然是尚未发生之事，景泰之后又有什么宪宗的存在，那这场仗肯定是打的赢的。他们也就不跟着天幕去推演那后事的战争，探讨起眼下所能做的事情来。

“你是天子守国门了，却没想过后世子孙有堡宗这个囊种！”

老朱哼哼着，现在还是南京当着京城，到了那玄孙手上却是北平成为了北京，他随便一想就能明白必是这家底在北平的儿子后来迁的都。

倒也不差。他琢磨着北平的位置。它比起南京最大的优势当然是位于北方，多少能防范那群南方的臣子沆瀣一气，让他老朱家的朝堂上只能听见他们一个派系的声音。

其次，它到底曾经也是元朝的大都，各种京城的基本条件还是有被蒙古人弄好的。

但弊端也很明显，堡宗身在北京，离边境也就那么近，所以这个囊种想御驾亲征就这么轻松容易。打输了之后，那瓦剌想要南下也就直接威逼京城，稍不留神就直接被打下首都，群龙无首了。

这边朱元璋考虑着北京为首都的利弊，那边的朱棣却被亲爹一句“囊种”给弄破防了。他恶狠狠地在心中又把堡宗这鳖孙揍了一遍，对未来的自己干了什么发自内心的疑惑。

怎么回事，后来的他迁都北平，结果却没把家门口收拾干净吗？难不成真的选了个“建文”的年号，他就收敛武功，专心文治了吗？不能够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燕王挠了挠脑袋：还是说他只是把北境上残余的北元势力收拾干净了，把这瓦剌之属收为藩属就收手了？

——那要不让他们更加沐浴王化，仰望而归一点吧。

【十月八日，于谦得知也先南下，奏准列阵于九门前，自己亲身督战，守德胜门，“泣以忠义谕三军”下令“临阵将不顾军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瓦剌破了紫荆关后，又令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二万、辽东守将焦礼、施聚率兵三万入援京师。

瓦剌兵临京师之后，又企图用堡宗为诱饵，要求明朝派大臣出去议和，订立城下之盟。而被景泰断然拒绝。

他在十四日针对瓦剌假惺惺的借口，极尽文雅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