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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和“养蛊人”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的一方,甚至被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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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的大夫能发现“蛊毒”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的地方,只能靠经济发达、与外界文化融合后,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
【就如同“打旱骨桩”一样,“旱魃”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蛊女”“养蛊人”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
寡妇,孤女,孤僻的老婆婆,病歪歪的独身男人,这些都是被指认是“养蛊人”的主要社会人士。
明朝的苗寨里,一位正值婚嫁期的少女突然泪流满面。
她的父亲早逝,母亲成了寡妇,带着自己靠着上山采药卖药为生,没想到却被寨子里的人说她母亲是“蛊婆”,各种排斥,村里的小孩要么欺负她,要么畏惧她躲得远远的。
本以为长大后会好很多,可是长大后,因为她母亲是“蛊婆”,没有人家愿意娶她,让母亲暗自垂泪,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
可是少女知道,母亲根本不是什么“蛊婆”,知道些药性也是因为常年卖药,跟药铺子合作认识的。
“我娘若是蛊婆,那些背后说我们坏话的,一个也不会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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