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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枪？”维斯特兰钢琴师脸上的表情真是千金不换。

“对他本人还是很有利的，如果你对法律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区别，持枪和非持枪的量刑规则可是差别很大的，我们都听过阿根廷银行的那个案子…”（*2）加兰笑眯眯地说，心知既没有杀掉劫匪又发现没办法让他在大牢中了此余生肯定会让钢琴师这种控制狂怒火中烧，“就这样你还把他揍这么狠啊？”她揶揄道。

钢琴师冷冷回道：“我确信这位社会的渣滓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如果您有疑虑，大可以请医务人员做个伤情鉴定；无论他的伤情如何，我认为正当防卫都是合乎情理的，探员。然后我像任何一个遭此意外市民一样报了警，这就要说到第二点：我拨打的是报警电话，为什么会有安全局的探员过来？您是否在暗示，安全局对民众有不正当的窃听行为？”

加兰沉默了三秒钟，转向了裹在安全毯里的礼拜日园丁：“你到底为什么愿意和这种混蛋结婚啊？”

礼拜日园丁摆出了一个超级欠揍的茫然笑脸。

“算了，我懒得管你们了。”加兰翻了个白眼，“好自为之，剩下的你们和警员们走流程吧，这里没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我男朋友估计这会儿正失眠呢，需要正义的探员女士安慰他…”她这么嘀嘀咕咕地跳上自己的车，就这么突然地消失了。在她的车轮转动的时候赫斯塔尔听见了旁边的灌木丛发出了不详的嘎巴轻响，大概是哪株名贵品种在车轮下夭折了。果然阿尔挤在他身旁委屈地大叫起来：“她压死了我的花！”

赫斯塔尔精疲力尽地叹了口气，敷衍地亲了亲阿尔的侧脸。

晨光从霍克斯顿的天际线上升了起来。

此时，已经是赫斯塔尔失去记忆的第七天了。哪怕时至今日，他也搞不清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光速进入这种境地——被房子，花园，丈夫，入室抢劫围绕的生活。

他无聊地把手搭在方向盘上，这并不是某辆扎眼的阿斯顿马丁，而是一辆灰扑扑的、不起眼的大众。赫斯塔尔身上也没有穿以往那种板正到让人牙疼的西装三件套，而是穿着起了毛边的格子外套，还戴着针织帽。现在他看上去就和任何一个刚通宵完的uber司机差不多。等他佝偻着背趴在方向盘上之后，就更没有人会去留意他了。但是他从胳膊下露出的眼睛仍然是警醒、锐利的。

街角对面是一家医院，前两天持枪抢劫（赫斯塔尔坚持这个说法）的混混弗兰克·诺伊曼就住在这里。这两天零星有一两个警员从医院里出入，脸上都挂着工薪族那种麻木又无聊的神情，赫斯塔尔留意到他们会磨磨蹭蹭地买咖啡，和偶尔偷闲的护士们说笑，这无疑说明，医院里的那位病患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既没有变成植物人，也没有闹什么事，警察根本提不起心情看管他。赫斯塔尔非常不高兴地想起，根据霍克斯顿1984年出台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3），警察确实有权利在不将犯人带去警局的情况下给予保释，他们大概在当晚的救护车上就在讨论这家伙的保释金了。真是奇了怪了，他完全忘了自己有个丈夫，却能毫无阻碍地用新款手机、驾驶汽车，以及背霍克斯顿的法条。他绝对、绝对在试图给自己搞一个霍克斯顿的律师执照。鉴于弗兰克这位贼先生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持有武器，而且还被一棍抽凹了脑袋，他确实符合保释条例，大概率是可以交一笔钱，然后安安稳稳呆到开庭的。前提是他能拿出这一笔钱。

赫斯塔尔在两天前就有了一个阴沉沉的想法。目前的状况来说，这家伙可能交不出保释金，然后在欠着医疗费的情况下在拘留所蹲几个月，最后在法庭上被判那么一两年，之后就又会咋咋唬唬走在街上了。赫斯塔尔不怎么喜欢这个选项，他给这位弗兰克构思了一个更妙的走向：有个不知名的陌生人支付了弗兰克的保释金，让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可以在开庭前毫无戒心地四处晃荡，然后在黑暗中被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