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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嗣之事。但太子为国之根本,牵涉的从来不止皇权的交接,还有更多、更难、更为不可言说的暧昧关系——

武皇深深吐了一口气。

【此外,在整场夺嫡之争中,最为怪异的却是大臣的态度。当李旦迫于压力躺平装死,只能看着武承嗣四处起舞时,被女皇亲手拔擢的台阁重臣们却基本选择了极为一致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意给武家新贵一丁点面子,坚决站在了李唐的一面。

自女皇登基的天授元年以来,仅因改易皇嗣一事,被武承嗣诬陷下狱乃至诛杀的尚书、宰相、辅政便有十余人,自欧阳通、岑长倩、格辅元、魏元忠,乃至李安静、李昭德等,真可谓朱紫粲然,前赴而后继。

因为反对武承嗣的立场如此统一,史书大多将他们归类为“唐朝老臣”,因为心怀李唐而为武承嗣所害。但哪怕稍稍一看,也未免过于滑稽。如李安静等自始自终抗拒武周的臣子也便罢了;岑长倩魏元忠昔年平定徐敬业李贞的叛乱时可是大为出力,堪称女皇登基有功之臣,你要说他们“心怀李唐”,真不怕高祖与太宗气得在棺材里打滚么?

不过,看到这一份成分复杂牵连广泛的名单,此起彼伏绵延十数年与武承嗣抗衡的力量。我们应该能看出政治斗争的端倪——对武氏继位的排斥绝非仅仅局限于一派,而基本是朝野普遍的共识。

那么,在李武易姓的翻天覆地中都尚且能游刃有余、作壁上观的重臣,又是怎么数年之间长出了这么一根铮铮铁骨,非要和武承嗣周旋到底,去捍卫他们亲手送葬的李唐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还是宗法礼教而已。

华夏古代的政治伦理,是自家庭伦理而衍生出来的。按西周以降的礼制,天子以国为家,所谓国家国家者,皇帝便是这天下大家庭的家长,拥有宗法下无限的权威,理所当然的可以掌握一切附庸的小家,正所谓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君主不仅仅是主宰这么简单,他更是“君父”,统帅着一切“臣子”——大臣便像儿子侍奉父母一样,天然的对皇帝有忠诚与服从的义务。

这是一套极为精密的体系,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孝顺长官(所谓父母官,由此而来),而长官乃至一切臣民,最终孝顺的对象就是天子。所谓“以孝治天下”,皇权由此在法理与道德上双重确立起来,牢不可破。

不过,约束是双重的,皇帝以孝而约束臣子,同时也被大臣用孝反向约束。皇帝贵为天下的父母,但犹自要向自己的父母祖宗尽孝,做天下孝子贤孙的榜样——当然,皇帝的列祖列宗多半已魂归九泉,生前尽孝是不可能了,以周礼制度而言,天子所能尽到的孝道,便是绍述祖辈的举措,光大祖辈的志向,所谓“敬天法祖”,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政”,盖如是也。

自然,先帝英灵已远,敬天法祖于他影响不大;但对一切活人——尤其是把握权力的活人来说,敬天法祖可就太关键了。继嗣之君要秉承孝道,意味着他总不能大肆否认自己的亲爹亲妈,因而必须承认先帝所遗留的政治格局,尊重先帝所拣拔任命的人才,延续先帝乃至列祖列宗打造的朝局框架。

这同样也意味着,即使在皇权交接之后,朝中绝大部分大臣的利益仍然是可以保证的,他们从先帝手中获得的荣宠、地位,还可以大致不受影响的延续下去。在“孝道”的压力下,两朝老臣先帝重臣绝对是个极为有用的buff,只要不是作死搅和到皇权最敏感的底线里,多半都能全身而退,风风光光荫蔽子孙。

大臣以孝为忠,维系皇帝的统治;皇帝则以孝道为担保,保证大臣们的投资可以世代延续,在权力的交接更迭中富贵长久。这是彼此心照不宣、各尽责任的默契,也是封建制度赖以维系的根基。宗法制能深入人心几千年,不是没有缘由的。

但现在,当面临女皇传位武氏的可能时,朝臣们敏锐意识到了关键——千古以来历代谨遵的孝道,所能约束的可只有子女与父母,绝没有什么邪门歪道的旁支亲戚。李旦李显太平公主孝顺女皇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敢有异心就不配为人;但侄子呢?自古没有听说侄子给姑母立庙,自古可也从没听说过侄子要孝顺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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