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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嗣之事。但太子为国之根本，牵涉的从来不止皇权的交接，还有更多、更难、更为不可言说的暧昧关系——

武皇深深吐了一口气。

【此外，在整场夺嫡之争中，最为怪异的却是大臣的态度。当李旦迫于压力躺平装死，只能看着武承嗣四处起舞时，被女皇亲手拔擢的台阁重臣们却基本选择了极为一致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意给武家新贵一丁点面子，坚决站在了李唐的一面。

自女皇登基的天授元年以来，仅因改易皇嗣一事，被武承嗣诬陷下狱乃至诛杀的尚书、宰相、辅政便有十余人，自欧阳通、岑长倩、格辅元、魏元忠，乃至李安静、李昭德等，真可谓朱紫粲然，前赴而后继。

因为反对武承嗣的立场如此统一，史书大多将他们归类为“唐朝老臣”，因为心怀李唐而为武承嗣所害。但哪怕稍稍一看，也未免过于滑稽。如李安静等自始自终抗拒武周的臣子也便罢了；岑长倩魏元忠昔年平定徐敬业李贞的叛乱时可是大为出力，堪称女皇登基有功之臣，你要说他们“心怀李唐”，真不怕高祖与太宗气得在棺材里打滚么？

不过，看到这一份成分复杂牵连广泛的名单，此起彼伏绵延十数年与武承嗣抗衡的力量。我们应该能看出政治斗争的端倪——对武氏继位的排斥绝非仅仅局限于一派，而基本是朝野普遍的共识。

那么，在李武易姓的翻天覆地中都尚且能游刃有余、作壁上观的重臣，又是怎么数年之间长出了这么一根铮铮铁骨，非要和武承嗣周旋到底，去捍卫他们亲手送葬的李唐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还是宗法礼教而已。

华夏古代的政治伦理，是自家庭伦理而衍生出来的。按西周以降的礼制，天子以国为家，所谓国家国家者，皇帝便是这天下大家庭的家长，拥有宗法下无限的权威，理所当然的可以掌握一切附庸的小家，正所谓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君主不仅仅是主宰这么简单，他更是“君父”，统帅着一切“臣子”——大臣便像儿子侍奉父母一样，天然的对皇帝有忠诚与服从的义务。

这是一套极为精密的体系，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孝顺长官（所谓父母官，由此而来），而长官乃至一切臣民，最终孝顺的对象就是天子。所谓“以孝治天下”，皇权由此在法理与道德上双重确立起来，牢不可破。

不过，约束是双重的，皇帝以孝而约束臣子，同时也被大臣用孝反向约束。皇帝贵为天下的父母，但犹自要向自己的父母祖宗尽孝，做天下孝子贤孙的榜样——当然，皇帝的列祖列宗多半已魂归九泉，生前尽孝是不可能了，以周礼制度而言，天子所能尽到的孝道，便是绍述祖辈的举措，光大祖辈的志向，所谓“敬天法祖”，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政”，盖如是也。

自然，先帝英灵已远，敬天法祖于他影响不大；但对一切活人——尤其是把握权力的活人来说，敬天法祖可就太关键了。继嗣之君要秉承孝道，意味着他总不能大肆否认自己的亲爹亲妈，因而必须承认先帝所遗留的政治格局，尊重先帝所拣拔任命的人才，延续先帝乃至列祖列宗打造的朝局框架。

这同样也意味着，即使在皇权交接之后，朝中绝大部分大臣的利益仍然是可以保证的，他们从先帝手中获得的荣宠、地位，还可以大致不受影响的延续下去。在“孝道”的压力下，两朝老臣先帝重臣绝对是个极为有用的buff，只要不是作死搅和到皇权最敏感的底线里，多半都能全身而退，风风光光荫蔽子孙。

大臣以孝为忠，维系皇帝的统治；皇帝则以孝道为担保，保证大臣们的投资可以世代延续，在权力的交接更迭中富贵长久。这是彼此心照不宣、各尽责任的默契，也是封建制度赖以维系的根基。宗法制能深入人心几千年，不是没有缘由的。

但现在，当面临女皇传位武氏的可能时，朝臣们敏锐意识到了关键——千古以来历代谨遵的孝道，所能约束的可只有子女与父母，绝没有什么邪门歪道的旁支亲戚。李旦李显太平公主孝顺女皇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敢有异心就不配为人；但侄子呢？自古没有听说侄子给姑母立庙，自古可也从没听说过侄子要孝顺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