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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不敢劝说张居正的人，却暗暗通过宫中内侍，在天子面前说了张居正许多坏话。

天子的确厌烦了张居正的管教，然而他毕竟年轻，也不喜那些阴私告密之事，若有异议，堂堂正正说出来便是，难道他会置之不理吗？

无论柳贺教书的本事如何，做人的学问他却都一点一滴教给了天子。

讲完《资治通鉴》中的内容，天子用了些糕饼，之后便与柳贺论起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人，日讲中对天子的授课内容有明确限制，不过张居正毕竟回了老家，天子也就稍稍放纵了一些。

史书上对王安石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作为日讲官，柳贺通常不会很直白地评判前朝某位官员，而是希望天子自身能细细思索。

王安石用青苗法，北宋国库的确充盈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朕听闻，张先生清丈过田亩后，也将如王临川般改田税之法，然田税难改，自古已有之，柳先生如实与朕说，若是用了张先生这法，民真能得其利吗？”

自柳贺回京后，天子所问便一日比一日

实际，柳贺不知天子在别的日讲官面前是否如此，但在他面前，天子一直很敢问。

对于这个问题，柳贺的回答反倒迂回了。

他举了自己在扬州知府任上的例子，讲富绅是如何骗取百姓田地的，又讲百姓是如何将自家田亩投寄，以获得免税之权的，无论富绅与百姓做了什么，他们唯一的意图是吞并国家的土地，或是躲过应交的田税。

“因而臣觉得，恩师之法必然反对者众多，且百姓究竟能否得利，还需看地方。”柳贺道，“陛下可知，臣至扬州府时，最难的是何事？”

“何事？”天子对此颇为好奇，他在宫中并不常接触民间的事，即便有，官员们汇报给他的也往往是好事，是祥瑞。

“用人。”柳贺道，“尤其是与百姓相关的事务，臣常觉得不解。”

他是正经的科举出身，在翰林院中接触的是大明朝最清贵、最聪明的一群人，即便后世批判科举误事，然而它所误的不过是将大明朝的好男儿都压在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上，科举一途的成功者绝不痴傻。

因而到了地方，吏员们办事效率可谓极低，又养成了雁过拔毛的习性，一件事自府衙出是一副模样，实际办事时又是另一副模样。

柳贺的意思是，一条鞭法本身并非坏法，但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法则，大明国祚已延续了二百年，再不改恐怕国运难继，但改的话，还是要看具体办事的人。

“依柳先生的意思，这法是好法了？”

柳贺道:“臣觉得，如王介甫那般官至宰辅者，未必不能当一任太平宰相，如此能保一生安稳，也能护身后子孙。恩师为国殚精竭虑，他所想的田亩之法，即便非上上之选，也是如今的上选之良法。臣在地方，仅扬州一府一年的田税便远不如洪武朝时，丁口数也有不及，扬州如此，想必两直各布政司也是如此。”

“陛下若是不明，不妨向恩师道明。”柳贺道，“陛下坐拥四海，恩师推行之法也即陛下推行之法，既是陛下之法，陛下又如何能不通其中的道理？”

听完柳贺所说，天子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

张居正回乡后，内阁诸事由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