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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陈知意才意识到这时候的很多用词，其实都还没有像后世一样规范起来，许多单词都是个人有个人的译法。

这点最常见的就是在人名文名上，常常这篇文章里的“豪斯特”，跑到另一篇文章里，就成了“侯思特”这样带有本国特色的名字。

因此陈知意真正拿不稳的，是一些她已经习惯的叫法，在此时看来是否太过另类激进？

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请刘贻燕教授指正后，陈知意安静的等在一边。

刘贻燕虽然本家功夫是翻译，但其实她这人眼界、文学造诣都不缺，陈知意翻译的这本书，此时在国际上的名声并不大，至少她就只是粗略的知道这本书的背景。

这还是因为她年纪大，涉猎颇广的缘故。

她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点疑虑，陈知意刚入学，按理来说最该是精进学业的时候，但对方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项“课外工作”上，仿佛是有什么人等不及了一般，非要她赶时间将这些东西翻译出来。

“我仿佛在《大公报》上，见过一位先生介绍这种理论？”

陈知意点点头，“那位先生言语之精辟，当时给了我很深的震撼。”

她的人生经历中，找不到和这种理论接触的契机，干脆把这种启发，推到这位先生头上。

“我看你翻译的字里行间，似乎很是欣赏这种理论？”

这是陈知意控制不住的，就像她写《保罗》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些自己对时局的观点，翻译的时候也是如此。

刘贻燕也就是这么感叹一句，这时候主流的看法，还是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他理论虽然也有流传，但也不过是点点星火，尚还没发展成气候。

指导陈知意订正完这部分翻译文稿后，已经是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了。

或许是受到这理论的影响，刘贻燕少见的有些悲春伤秋起来，她走到窗边，忍不住喃喃自语了一句，“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山河重振的那天。”

她看这夕阳，像是在看自己，又像是在看当下的国家，而她的手边，是刚翻译完的共产主义理论文稿。

她声音很轻，但陈知意还是听见了。

刘贻燕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按照她所知道的历史，陈知意在心里算了算，至少还得要三十年，她才能等到那一天。

陈知意没有等手头的文本全部翻译完毕后，再一齐集成一本书出版。

那太慢了，她翻译完一部分，订正完后，就发表一部分在报纸上，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装订成册，在裴鲜于校长的默许之下，郑重的放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

就像是刘贻燕教授的想法一般，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主流，这种不起眼的新理论，在报纸上连载两周后，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

但却引起了另一些人的注意，在暗地里，缓慢而坚定的，刮起了另一股暗流。陈知意忙于事业，没再关注报纸上的谩骂，但另外的几人，却是一直替她注意着外界的舆论的。

其中最关注这件事的，还是她这辈子的父亲陈忠。

当前燕京市的舆论界，大致是被两样东西占住了视野，一样没什么稀奇的，燕京市民早就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