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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晴等小姑娘说完，看向莫总编：“莫总编，所以你的事实，是基于一个被海东厂赶出来的恶徒嘴里的诋毁之言。在你把这些放到报纸上的时候，你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是你报纸上所言，宋先生的母亲怎么可能现在住在秦小姐家里？宋先生是宋太太的独子，可想而知，宋太太是有多疼这个儿子，有哪个母亲能原谅一个给儿子戴了绿帽的女人。她们之间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你们没有考虑过？或者说你们明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博取销量，故意纵容撰稿人抄袭大段《金瓶梅》里对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描写，来污蔑秦小姐和傅先生。我想问，你作为报业人，还有道德吗？”

本来宋舒彦和傅嘉树就是两位被人关注的公子哥儿，报纸上那样说，大家大多是看个热闹，此刻细想，报纸上的内容实在经不起推敲，真的是屎盆子往人家头上扣。

面对这样的质问，莫总编作为一家发行量颇大的报纸，近乎无话可说，《巾帼周刊》的总编是一位女士，她走过来：“孙先生在民国初年曾经提出“报律”，被新闻界一致反对，听取意见之后，暂停了该规则，这些年军阀混战，新闻业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繁荣的背景下，就是没有监管和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借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争相挖人隐私，挖不到隐私就制造谣言，三人成虎，这些谣言也成了杀人利器。”

陈六小姐也走出来：“当初我离婚，是痛苦无奈之举，唯一所求，就是让我能平静渡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但是，那么多的记者堵在我家门口，骚扰我和孩子，当我心头的伤疤已经结痂的时候，他们非要一次次的揭开我的伤口，拿来消遣一番。而期间不知道造了多少谣？”

秦瑜这才站出来：“所以拿别人离婚事件消遣的人，都需要问自己一声，你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剪掉了没有。你们脚上的裹脚布解开了，是不是裹到了脑子里？如我和宋先生的一场十分友好，互相理解的文明离婚，被你们套在了明代那个极度压迫女性的文化下，文人笔下写出的放浪形骸的文学壳子里，肆意抹黑侮辱的香艳文章来满足公众的猎奇心里。千年前，已经有夫妻用‘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来道别不幸福的婚姻。为什么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巨变的时代，还在因为一对男女离婚，而衍生出无数的揣测，给男方贴上蠢钝的标签，给女方贴上放荡的标签。与其说这是在羞辱宋舒彦先生和我，不如说这是在羞辱这个时代竟然还有这么多食古不化的脑子。”

这些话被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此地本就是各大报社聚集之地，另有各家出版商，围观人群中大多也是文人，虽然对女子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各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改善女性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底层纺织工人的状况却是没有异议的。而对离婚更是没有意见，这本来就是新式文人一直在鼓吹的自由。

《三日谈》用低俗的内容吸引了大量读者，不能说完全让人不耻，从某种情况下来说，还有